他自己生活中的直接反叛，则是反对父亲的专制和刻薄。他在家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反抗的。父亲送儿子读书的唯一目的是为发家，一旦发现儿子读书有越“正道”，就常常无理地责骂他“懒惰”、“不孝”，有时甚至加以体罚。这个少年最早的一次“反叛”，是在他10岁的时候，为抵抗经常打骂学生的私塾教师，独自从学堂逃出，在附近山中迷了路，乱跑了3天之后，才被家人找回。从此以后，对这个桀骜不驯的“逆子”，父亲和塾师不得不温和一些了。毛泽东在回忆中幽默地说，家里分成两个“党”：一个是执政党，只父亲孤家寡人一个；另一个是反对党，由他和母亲、两个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有时还包括长工在内组成。母亲只赞成用温和的办法来对付，他则主张公开的反叛。为了辩驳所谓“不孝”的责备，他以经书做武器，对父亲说：经书上说的“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有一回，父亲当着许多客人责骂了他，于是他忿而从家里跑出，父亲从后面追来，他就以“投塘”相威胁。这种反抗，终于换得父亲一定的让步。他的最大的“忤逆不孝”是抗婚。父亲按照古老的陋习，为他娶了一个比他大4岁的18岁的媳妇，他坚决拒绝，一直不承认这桩“婚姻”，父亲也无可奈何。他尤其不满意父亲的悭吝，在穷人“吃大户”的那年，囤积谷子，不肯平粜，他认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年旧历年关，父亲要他去收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碰见几伙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便把钱散给了他们(柳六文：《我所知道的毛泽东先生二三事》，载1945年9月8日《新华日报》。)。

旧时私塾儿童常受教师体罚，毛泽东对此很反感。他10岁在南岸私塾时，一次挨了打，他气得背起书包就走，又不敢回家，在山冲里转悠了3天，才被找了回来。他回忆这次的“反叛”说：“到家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自幼年就显现出来的这种品质：自我做主，敢想敢做，无人能够阻挡得了的倔犟性格，或从环境或从书本或从其他方面产生，只要是他认为合理的东西，必定不屈不挠，坚持到底。从各个方面同守旧的父亲对抗，这段回忆向我们作了一个启示：这个少年的这种可贵的品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发展起来。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1867—1919)，在家排行第七，称“七妹”(斯诺《西行漫记》中，提到毛泽东的母亲名字叫“文其美”，当是音译之误。)。文家也世代务农，因有祖坟在韶山，为祭祀方便，将七妹嫁与毛家。母亲生怕第三个儿子长不大，于是毛泽东寄居在外祖父家时，拜当地龙潭一块被称为“石观音”的巨石为“干娘”，以保佑其长大成人，故乳名石三伢子。跟父亲相反，母亲在亲友间和韶山一带，是以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帮助别人而著称的。毛泽东非常敬爱他的母亲，在待人接物方面，受母亲的影响很大。母亲于1919年去世，儿子沉痛地写了篇《祭母文》。这篇由毛宇居一直珍藏着的文章，这样称道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1版。)母亲去世后，毛泽东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而利人的，我的母亲属第三种人。

父亲已经决定将这个16岁的儿子送到湘潭城里一家米店去当学徒。这时湘乡县的东山书院已改为新式的高级小学(东山学堂为戊戌以前湖南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中提到：“湘乡改东山书院之举，又继之以起，趋向亦渐变矣。”)，毛泽东很想进这所学堂读书。湘乡是母亲的故乡，县城离韶山只有25公里路。经过向父亲力争和亲友们说项，父亲才同意他再去念书。毛泽东能够去东山读书，得力于李漱清、王季范、毛宇居和一位堂叔——毛麓钟。这位堂叔是毛家仅有的一个秀才，出过远门，到过云南，在蔡锷部下做过事。这位堂叔曾教他读过《纲鉴易知录》、《史记》和时文(八股文)、古文、唐诗等，并常为他改文章，使他进步很快。他们都极力怂恿这个聪颖有为的少年到湘乡去进这所新学堂。1910年早秋的一天，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学堂读书。从此，他就离开了他那个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韶山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