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制度在儒教统治之下不断昌盛，士大夫一直是娼妓的顾客。历朝历代政府都多次重申不准官员前往妓馆，但效果欠佳。明朝多次严令官员不许狎妓，但钱谦益，冒辟疆等官员仍是秦淮河畔的常客，更娶回艳名远播的名妓回家。

这种异己力量的存在并未降低社会道德，而是对道德控制的反动，这是一种本能，因为“极端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本身，是一定会遭受到无视。”（马克思韦伯《支配的类型》）这种道德要求，必然性会转化成一种权力相争。而“道德的平均水平，反而会因为这种道德无人可以达到而降低到很低的水平。”（同上）这说明了，无论有没有这些妓女，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本身决定了，这种道德崩溃必然发生。

在所有道德崩溃的现象中，娼妓文化显然是最为文明的一种了。中国的娼妓文化强调技艺和才学，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较为低水准但绝不至于无底线的性道德。底层社会中大规模的强奸罪行也因为娼妓文化得到缓解。正如罗素在《婚姻与道德》之所言：“娼妓制度有保护良家妇女之作用。”

    结束语：尽管娼妓为旧时代的女性带了部分益处，但必须指出，娼妓制度本身并非出于女性意愿，只是因为男性社会有所谓的“需要”才产生。反思娼妓文化，不能将女性作为打击对象，而应该反思谁让她们不得不从事这份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