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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早期道教研究：16-18世纪的中法文化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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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f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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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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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欧洲汉学的摇篮，也是欧洲道教研究中心。可以说道教研究与汉学研究二者同步发展进行。
法国是欧洲汉学的摇篮，其道教研究与汉学的滥觞紧密相连，可以说二者的发展同步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成为欧洲道教研究中心。从16世纪到现在，它对中国文化的西传起了辐射作用，对道教研究的国际化起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培养了一大批汉学家，道教学人才，值得称赞。
近几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老一代的学者专家相继退休，有的作古，有的离开法国回到故里，政府开始对包括道教研究在内的东方学，实行改组和重建，引起国外汉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与其关系密切的日本。早稻田大学福井文雅教授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此事，表达了他的担忧。但法国的汉学有着深厚的基础，不会因这些问题道教研究就停滞不前。
所谓早期研究，实指其研究前史，即开创阶段的情况。为对其有个完整认识，需要略作历史追述。
法人来华：法王路易十四为改革地理学 派遣六人布道团来华
16－18世纪，欧洲对道教基本上一无所知，后通过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寄回欧洲的报告或回国发表的文章、日记、札记，才开始零星地获得一些有关道教的信息。
以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为例，他于1690年来华，1720年回到罗马教皇那里，用拉丁文发表了一个大事年表，内有“老君的宗派”(1a secte de Lao kium)的记述，这显然指道教。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在其《哲学词典》(Dictionaire Philosophigue)中有《中国教理问答》一章，曾两次使用了“老君”这个术语。这显然也指道教。
17世纪中叶，北京只有一个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区，传教士中虽有意大利人、德国人、比利时人，但他们都被置于葡萄牙国王保护下的葡萄牙印度教省。
根据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年)的诏令，法国要改革地理学，以增加对印度、中国的了解。为此决定在北京创立法国耶稣会传教区，并招募人员。此事由科学院负责处理，但从科学院人员中选择使者有不受欢迎和外国人不信任的危险，于是注意力转向了本国的耶稣会士们，并决定从他们中选派“六名精通数学的人”。
最后被选中的有：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年)、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一1707年)、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年)、白晋(Joachim Bouvet，1665--1730年)、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Premare，1666---1735年)，除塔查尔(Tachard)留在暹罗(泰国旧称)外，其余五人都来到中国。国王以私库资助了这次长途旅行。临行前这个以洪若翰神甫为首的布道团被刚成立(1685年)的科学院(Aeadémie des Sciences)接纳成为院士，还被冠以“御前数学士”名称，每人都亲自接到国王的指令，要他们“改善科学和艺术”，将他们在中国实地观察的结果直接向“科学院”报告。
1685年3月他们离开法国，1688年2月抵达北京，受到清康熙帝的友好相待，1693年于皇宫附近赐一座住院和供建造教堂的地皮。
此后法国又有耶稣会传教士陆续来华，直到民国时期。其中不少人在汉学研究(包括道教研究)方面都有可观的成就。
华人去法：福建黄姓青年西去传经 法国汉学得以在欧洲占据领导地位
当然，入法的华人对法国汉学的奠基作用也不可低估。
18世纪初，许多法国人对中国很感兴趣，要在巴黎成立一所汉学学校，与北京传教士的北京汉学学校分庭抗礼。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何金兰副教授于1988年5月在《淡江学报》第二十六期上发表的《法国汉学之奠立及其发展》一文中写道：“那时，适逢在中国的传教士于1702年送了一位福建籍的黄姓青年(Arcade Hoang，中文名字不详)(美国学者称其为Huang Pai Lu。——引者)到法国深造，并被派往皇家图书馆处理耶稣会士不断从中国寄回法国的大量中国书籍，就是这一份资源使得法国在19世纪时得以在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占了领导地位。”文章继续写道：“皇家图书馆馆长毕农(Bignon)教士订下计划，要利用黄姓青年留法期间从事编纂中文文法和字典的工作。”
（本文摘自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东方出版社，2000年。由腾讯道学整理发布。威景文化转载）
法国科学院（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近几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老一代的学者专家相继退休，有的作古，有的离开法国回到故里，政府开始对包括道教研究在内的东方学，实行改组和重建，引起国外汉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与其关系密切的日本。早稻田大学福井文雅教授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此事，表达了他的担忧。但法国的汉学有着深厚的基础，不会因这些问题道教研究就停滞不前。
所谓早期研究，实指其研究前史，即开创阶段的情况。为对其有个完整认识，需要略作历史追述。
法人来华：法王路易十四为改革地理学 派遣六人布道团来华
16－18世纪，欧洲对道教基本上一无所知，后通过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寄回欧洲的报告或回国发表的文章、日记、札记，才开始零星地获得一些有关道教的信息。
以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为例，他于1690年来华，1720年回到罗马教皇那里，用拉丁文发表了一个大事年表，内有“老君的宗派”(1a secte de Lao kium)的记述，这显然指道教。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在其《哲学词典》(Dictionaire Philosophigue)中有《中国教理问答》一章，曾两次使用了“老君”这个术语。这显然也指道教。
17世纪中叶，北京只有一个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区，传教士中虽有意大利人、德国人、比利时人，但他们都被置于葡萄牙国王保护下的葡萄牙印度教省。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资料图 图源网络）
根据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年)的诏令，法国要改革地理学，以增加对印度、中国的了解。为此决定在北京创立法国耶稣会传教区，并招募人员。此事由科学院负责处理，但从科学院人员中选择使者有不受欢迎和外国人不信任的危险，于是注意力转向了本国的耶稣会士们，并决定从他们中选派“六名精通数学的人”。
最后被选中的有：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年)、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一1707年)、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年)、白晋(Joachim Bouvet，1665--1730年)、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Premare，1666---1735年)，除塔查尔(Tachard)留在暹罗(泰国旧称)外，其余五人都来到中国。国王以私库资助了这次长途旅行。临行前这个以洪若翰神甫为首的布道团被刚成立(1685年)的科学院(Aeadémie des Sciences)接纳成为院士，还被冠以“御前数学士”名称，每人都亲自接到国王的指令，要他们“改善科学和艺术”，将他们在中国实地观察的结果直接向“科学院”报告。
1685年3月他们离开法国，1688年2月抵达北京，受到清康熙帝的友好相待，1693年于皇宫附近赐一座住院和供建造教堂的地皮。
此后法国又有耶稣会传教士陆续来华，直到民国时期。其中不少人在汉学研究(包括道教研究)方面都有可观的成就。
华人去法：福建黄姓青年西去传经 法国汉学得以在欧洲占据领导地位
当然，入法的华人对法国汉学的奠基作用也不可低估。
18世纪初，许多法国人对中国很感兴趣，要在巴黎成立一所汉学学校，与北京传教士的北京汉学学校分庭抗礼。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何金兰副教授于1988年5月在《淡江学报》第二十六期上发表的《法国汉学之奠立及其发展》一文中写道：“那时，适逢在中国的传教士于1702年送了一位福建籍的黄姓青年(Arcade Hoang，中文名字不详)(美国学者称其为Huang Pai Lu。——引者)到法国深造，并被派往皇家图书馆处理耶稣会士不断从中国寄回法国的大量中国书籍，就是这一份资源使得法国在19世纪时得以在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占了领导地位。”文章继续写道：“皇家图书馆馆长毕农(Bignon)教士订下计划，要利用黄姓青年留法期间从事编纂中文文法和字典的工作。”
（本文摘自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东方出版社，2000年。由腾讯道学整理发布。威景文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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