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切为了息事宁人：权力惯于处罚弱者

传统的强权思维：有冲突牺牲弱势者利益

生活中牺牲弱势者的利益并不鲜见，举一个常见案例：在电脑还不流行的时候，人们常去网吧上网，网吧常会有这样一种情形：两帮客人为电脑机器吵了起来，网管前去调节，事情起因都很简单，其中某一方要求另一方让出位置，理由是这个位置是他们经常使用的，通常网管会建议后来者换个地方。但是，如果某一方是流氓或者有权势的人，网管则倾向于会劝说另一方换位置，不要为这点“小事”吵架：“算了吧，何必呢？”在有台阶可下的时候，弱势一方也会选择退让，这一争论的解决方式看似十分合理，国人也习以为常。这种逻辑背后其实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牺牲弱势者利益。

这种各让一步看似公平的解决方式，最终结果必然是相对弱势一方利益受损，强势一方得利，但为什么国人依然习惯于这种处理方式？这或许要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线索。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评论的：“政府官吏们的尽职，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良知或者自己的荣誉心，而是一种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政府就靠这个来维持它自己。”这就决定了所有人，如俗语所说的：“怕管不怕官的情况。”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传统法律体系内，所有的一切民事关系都是通过道德的手段来解决，但是道德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规则概念。中国的道德哲学，很多时候强调圆滑通融，制造了暧昧的解释空间。这种暧昧加上从上到下的管理体制，所有的官员本质上只需要对上负责，如果不庇护强势一方，则意味着自身利益要受损；相反，庇护弱势者，自身不会得到好处，即便裁决者按照公平的原则，不问亲疏进行裁决，在可预见的范围内，自己也不会获得利益，由于道德的模糊性，和他们巨大的权力，裁决者很容易偏向强势一方。于是，无数代积累下来，人们必然逐渐形成了屈从与强势者的选择。

正如历史上教科书上每一次在朝代更替时都会提到的土地兼并一样，每一代都说是官员腐败造成的不公正，最终导致了土地兼并。但是，如果按照现实情况来看，如果你是官员，你会去得罪一个和你甚为熟悉甚至是同年的读书人好友，还是帮助一个和你素昧平生，甚至不是很看得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而且你在合法的范围内就有足够的仲裁权。

牺牲弱势者制造不平等 违背现代社会原则

国人这种选择习惯，事实上和现代社会原则格格不入，现代社会追求个人自由与平等，息事宁人本身就是对平等原则的破坏，在看似公正有人情味的外衣下，赤裸裸的写着对强势者有利对弱势者残酷。比如，国人在处理第三者问题时，往往严厉惩戒第三者而不是脚踏两只船的人，惯于认为第三者是狐狸精，为了钱，其实在这种问题中，第三者也并非强势的一方，真正强势的应该是脚踏两只船的人。严厉惩罚第三者而不管脚踏两只船的人的结果是，第三者失去生活的依靠，作恶者维持了自己的生活，甚至还可以选择再找下一个第三者，这显然不是公平。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都是选择对离婚案中的另一方进行严惩，美国的法律不论是共同财产还是公平财产，都至少能够从收入较多的一方尤其是出轨的男性手上直接减去一半的财产，而且，同样还有非婚伙伴关系法保证非婚关系者的利益。

这类处理方式如果发生在个体身上，尚不足以引起巨大震动，但如果发生在法律事件或者商业事件中，便会造成恶劣影响，乃至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如果商业纠纷中，法庭保护大企业打压小企业，民事纠纷中，警察强迫正常经营者向流氓低头认错，劳资纠纷之中，政府支持欠薪者……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事实上，这样的处理逻辑在现实社会中并不缺少，可以说所有的群体事件的开端，都是官方试图息事宁人让真相从此留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不论是当年的孙志刚事件，或者最近发生的高铁事故事件等等，最初的时候都进行了息事宁人的解决方式，往往导致弱势者利益被牺牲，实质上最后会损害到每一个个体的权利与利益，最终结果是全民受损。也正是因此，才引起了民意的巨大的反弹。

这种民法缺失，牺牲弱势者的传统引出了中国人的另一种传统惯性——对道德的无限热诚，人们不得不选择另一种东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自身利益在面对比自己位高权重的人的时候根本无法得到保证。

二、唯道德论：模糊不清的道德替代了规则

道德的必要性：制约强者的不稳定关卡

在缺乏确定的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寻求裁决时首先考量的是利害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裁决者，都会选择支持哪些对有影响的强势者而无视弱势者利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只能去寻求其他的方式来替代正常的裁决，但其他解决方式更有可能是各退一步的息事宁人，这依然让弱者遭受损失。

当然通常情况下，对弱者保护的缺乏不会立即造成重大损失，比如在学校，只要一个孩子不是受欺负最多的人，那么他保持沉默便可以获得足够多的和平与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永远处于安全的态势，因为强势者会不断施展自己的权力。事实上，当强势者超过一定限度，那么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为了约束强势者，道德就出场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这样形容：“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