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屈原愚忠的，是不是也会选择死呢？

从一个更高和更广的现代社会意义来说，屈原身上真正需要挖掘的应该是流亡知识分子的精神意义。集权体制之下，独裁者对于不同政见者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流放了，流亡知识分子的土壤变开始生长了。“流亡者”决意要踏上“离开——逃亡”之路时，流亡知识分子们难以想到这是将要作一场噩梦的开始，因为，他们已成为被控制母族事实上的“他者”，无论对谁而言：自己即将要逃离的祖国/母国与要前往流亡避难的他国/他乡。在“离开”后，他们都因内在根性文化的呼喊和情感上的牵拽而无不思念回归，即使身体上因现世政治拒绝而难以实现，但思绪和梦魇却时时飘散回到故国上空萦绕，切割不断。二十世纪影响巨大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写过唯一一个传世话剧剧本：《流亡》，其主题即是流亡者归来，流亡是为了归来。

李泽厚：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

在屈原身上散发着的古代文人精神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是相通的，他身上某些儒家式的信条和行为准则仍然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在李泽厚先生看来，尽管，屈原以死的行动震撼着知识分子，但在儒家传统的支配下，效法屈原自杀的毕竟是极少数，因之，它并不以死的行动而毋宁是以对死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来替代真正的行动。因之是以死亡来反复锤炼心灵，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而日益深厚。所以后世效法屈原自沉的尽管并不太多，不一定要去死，但屈原所反复锤炼的那种“虽体解吾犹未变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理情感，那种由屈原第一次表达出来的死之前的悲愤哀伤、苦痛爱恋，那种纯任志气、坦露性情……总之，那种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却一代又一代地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并经常成为生活的和创作的原动力量。

尽管后世有人或讥讽屈原过于“愚忠”，接受了儒家的“奴才哲学”，或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怀沙赴水……都过当了”，不符合儒家的温厚精神。但是，你能够去死吗？在这个巨大的主题面前，嘲讽者和指责者都将退缩。“自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如果说“从容就义”比“慷慨从仁”难，那么自杀死亡比“从仁”“就义”就似乎更难了。特别当它并不是一时之泄愤、盲目的情绪、狂热的观念，而是在仔细反思了生和死、咀嚼了人生的价值和现世的荒谬之后。这种选择死亡和面对死亡的个体情感，强有力地建筑着人类的心理本体。往往正是对重要地位的追求构成了他写作生涯的绝大部分。至少，重要地位往往是写作生涯的结果。在流亡作家这一个案里，这几乎还无一例外地是导致流亡的原因。此外，我们或许还要迫不及待地加上：流亡作家身上这种对地位的欲望，是他对原先所在社会的垂直结构所产生的一种条件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