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郭沫若、陆侃如等人，则进行了反击，闻一多写出了《人民的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但是在这条路上走得最激进对当代影响最大的便是郭沫若了。

在写《屈原》话剧之前，郭沫若已经解决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其一，定屈原为伟大的爱国者；其二，把屈原作为孔子“仁政”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形象与主张仁政的形象是一致的。因为，他想以楚国为中坚力量，在六国推行仁政来统一中国，从而与“虎狼之秦国”的武力统一中国区分开。而他一生的拒秦之举，恰恰与中国的上世纪40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形势相仿，所以，才有了郭沫若要写《屈原》一剧的时代需要与革命动力。

郭沫若对于屈原的诗人地位和爱国者身份的确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毛主席说中国人都是诗人屈原的后代

1941年，郭沫若联合田汉、老舍、茅盾等文化名人，在重庆发出倡议，把端午节定为“诗人节”，专门纪念屈原。此举在文艺界、史学界、教育界等各行各业得到响应，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1953年，中国派代表团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于会议期间大力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被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解放后相当长时期,对屈原的评价多有反复,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个人主义,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南方空想家、预言家的角色被淡化,或者说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主体意识被漠视。屈原虽然一度和毛泽东分别被描绘是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的先行者和当代最重要的实践者,六十年代中期始,屈原还被普遍地被视为“进步的”法家政治家,新兴地主阶级在反对旧奴隶主贵族统治斗争中的“现实主义”代言人。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屈原有无论的争论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一场本来很可观的一场学术争论，在国家动荡和意识形态争执之下，终于成了一场知识分子绑架知识分子的造神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