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他们随便就豁出命去拼的精神，还是忍不住为之激动。

为什么激动，因为懦弱的我，做不到。而且我还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太把命当回事，也是做不到的。中国文人，从古至今，几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种样子因呕一点闲气而拉开架势决斗的案例。

中国只有忍辱负重司马迁，这位无论怎样想不开，也要努力不死，绝对不想自杀，受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书立说的范本人物。

或许，这正是应该我们为之自豪的，由于惜生畏死的缘故，中国作家的自杀率，要低于西方，更低于日本。形成这样一个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皇帝的那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被整肃得太狠了，太苦了；消灭得也太轻易了，太随意了。因而，物理学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发了古往今来的文人，特别强烈的求生谋存的能力，只要有一丝活下来的可能，轻易不肯自绝于人民。

对不起，恰恰是那些外国同行，由于活得优裕，从容，自在，不那么感到明显的压迫，威胁，镇压，因而稍有郁闷，不快，压抑，就受不了。于是，视生命为儿戏，说死就死。越是大师级的重磅作家，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如法捷耶夫，越是爱用这种方法解脱自己。奥地利作家斯蒂芳·茨威格，也是其中一员。

1942年2月22日，他同妻子一道，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郊彼得罗保斯的寓所自杀。他留下一纸《绝命书》，声言死的理由。

“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

说实在的，因这点理由寻死，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好像不是那么值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的。

当然，一个人要结果自己，是他的自由，是他的选择，无容别人置喙。按照中国文人自杀的通常规律，走这条不归路，原因无非两端：其一，这个世界不让他活下去，其二，他本人也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光有其一而无其二，不会自杀，同样，没有其一，也就不可能有其二，更不会自杀。所有用非常手段结束自已者，归根结底，一，起因源自外部，二，下手还在自己。

茨威格的绝命理由，无论外部，无论自己，以中国人的眼光，是很站不住脚的。第一，纳粹离你已经很远，第二，克格勃也算计不到你，第三，又不是生活在我们那位流氓无产者朱皇帝文字狱的阴影之下，第四，你从德国流亡到南美洲，人家巴西相当礼敬你，面包有，黄油也有，没有充分理由走这条路。

好像是老俩口开煤气，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亡。文革期间，傅雷夫妇也是用同样方法，离开这个世界的。可傅雷是逼得没法活了才寻死，而茨威格所在的那个巴西，既没有红卫兵，也没有造反派，至于有这个走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