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了。西方人对于生命质量的要求，和我们只求活着便好的生存哲学，是迥然相异的。中国人有面包，哪怕没有黄油，也可能活得很滋润，甚至连面包也没有，只有面包渣，也能苟延残喘地活下来。外国人，光有面包和黄油是不行的，好像还需要其它精神方面的东西，中国人或者中国文人，一般不存有这种奢望。

茨威格，只是缺乏“一种非凡的力量”，就觉得活不下去，只是不能“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就想结束生命。这种精神状态，放到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是不会当回事的。没有力量就没有力量呗，不能开始全新的生活就不开始呗，至于吗，为之而死，傻不傻？

中国人最现实，天堂再好，哪怕顿顿吃葱扒海参，餐餐喝浓汤鱼翅，他也不会去的。宁肯有一顿没一顿的在人间熬煎，也不接受这张去天堂赴宴的请柬。这就是中国式的生存哲学了，说得好听一点，叫“活着而且要记住” ，说得难听一点，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因之，普希金会为一位法国爵爷骂了一句绿毛乌龟，而妒火中烧，以致大动干戈，最后送命；莱蒙托夫会为同窗羞辱他为乡巴老，怒发冲冠，而与那些贵游子弟决一死战，伤重不治。这种为忍不下去的一口气，不惜拿命去拼个高低的做法，绝不为中国文人所取。

活着，便是一切。中国文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者，也不在少数。但更多的却能在万般劫难，次之，万般磨难，再次之，万般困难，再再次之，万般刁难之下，苟存下来。其信条，说白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怎样严酷恶劣的外部空间，也要尽一切可能，求生图存，活着并且要记住，这才是人生最高诉求。

所以，不是聪明人唯图苟活，而是聪明人懂得算账。也许只有王国维，只是为了“义无再辱”的那个“辱”，投湖自尽。用结束生命的办法摆脱了辱，同时也把他的珠玑文字，锦绣词藻，三坟五典，殷墟甲骨，随之沉于湖底的烂泥之中。这个账，怎么算，谁来算，都是划不来的。

因此，中国文人之怎么折腾也不死，实在是了不起的一种精神。

后来，文革期间，即使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神州陆沉之际，休看北大、清华，离颐和园咫尺之遥，从未听说过有哪位教授，讲师，学者，权威，再跳昆明湖，重蹈自屈原起，到王国维的赴水之路。可从《牛棚历险记》，到《九死一生录》煌煌钜著中，那十年间，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宗旨下，在绝不提倡“温良恭俭让”的主张下，知识分子所领教的辱，当不逊色于彼时的王国维。

他们之所以宁可当孙子，当王八蛋，当臭狗屎，当牛鬼蛇神，宁可被踩上千万支脚，踩得喘不上气，踩着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也坚决不死的缘故，就是算清楚怎么划算，怎么不划算的这份账。否则，如今种种集会的主席台上，要没有这些巍巍长者，矍烁前辈，耄耋泰斗，文化象征在座，该是多么寂寞和令后人生出无所傍依之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