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责李鸿章父子实为日本安插于中国的内奸,在议和中,李鸿章“一任其子李经芳指使倭人百端需索。甚且倭人所不愿者亦为之要求,丧心昧良,倒行至此!”或曰“淮军之不战,李经芳实使之。李经芳之接济倭奴军火,李鸿章亦讳之。而倭奴乃敢昌言无忌,有取京师立李经芳为帝，依张邦昌、刘豫故事等语。”此等谣言，除了造成主战与主和阵营愈发不睦外，无它益处。

部分主张论者，其实是打着“主战”幌子否定洋务运动,要求清廷回归中世纪。比如编修王荣商就认定备战首先应“罢铁路以塞漏巵”。四川举人罗智杰等也主张“无益之用莫甚于机器,而机器之无用莫甚于兵船、莫可恶于火车……电线徒妄传师旅之耗,鱼雷徒足碍平行之舟。至造器织布,则又尽夺百工业而绝女红食。凡此诸弊端,皆岁耗国努千百巨万,一旦概得停止,较之开指税屋所入为多,以资灭楼而有余,尚何用之不足,何饷之不继?”

朝堂上宏论滚滚，民间媒体也不甘寂寞。上海的《申报》连篇累牍地刊发社论，倡言中国必胜，鼓吹“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饷粮之厚，兵卒之多，与倭国相较，虽三尺童子亦知其非我敌”。

于是，在官民上下鼓噪，朝野内外呼应下，近代化改革已推行了三十多年的日本，被想象成一个不堪一击的“弱者”。

李鸿章感慨：我办的洋务都是纸老虎

李鸿章晚年，曾无限感慨地说过这么一番话：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氏的肺腑之言，可谓将其一生办洋务建海军之实绩和盘托出。然更耐人寻味的是，究系何人，非要在未预备“修葺材料”、“改造方式”之前提下，急不可耐地扯破这间“破屋”？

甲午一战，清廷完败，昔日主战之声，顿时哑然。那么到底谁人聚九州之铁，铸此大错？殊堪深思之。

结语：

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使清朝看起来强大无比，面对日本，举国高喊开战，大有取消日本“球籍”的决心，然而，战争的结果表明，没有制度上的更本性变革，器物上再强大都是纸糊的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