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处理方式如果发生在个体身上，尚不足以引起巨大震动，但如果发生在法律事件或者商业事件中，便会造成恶劣影响，乃至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如果商业纠纷中，法庭保护大企业打压小企业，民事纠纷中，警察强迫正常经营者向流氓低头认错，劳资纠纷之中，政府支持欠薪者……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事实上，这样的处理逻辑在现实社会中并不缺少，可以说所有的群体事件的开端，都是官方试图息事宁人让真相从此留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不论是当年的孙志刚事件，或者最近发生的高铁事故事件等等，最初的时候都进行了息事宁人的解决方式，往往导致弱势者利益被牺牲，实质上最后会损害到每一个个体的权利与利益，最终结果是全民受损。也正是因此，才引起了民意的巨大的反弹。

这种民法缺失，牺牲弱势者的传统引出了中国人的另一种传统惯性——对道德的无限热诚，人们不得不选择另一种东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自身利益在面对比自己位高权重的人的时候根本无法得到保证。

二、唯道德论：模糊不清的道德替代了规则

道德的必要性：制约强者的不稳定关卡

在缺乏确定的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寻求裁决时首先考量的是利害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裁决者，都会选择支持哪些对有影响的强势者而无视弱势者利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只能去寻求其他的方式来替代正常的裁决，但其他解决方式更有可能是各退一步的息事宁人，这依然让弱者遭受损失。

当然通常情况下，对弱者保护的缺乏不会立即造成重大损失，比如在学校，只要一个孩子不是受欺负最多的人，那么他保持沉默便可以获得足够多的和平与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永远处于安全的态势，因为强势者会不断施展自己的权力。事实上，当强势者超过一定限度，那么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为了约束强势者，道德就出场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这样形容：“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历史上中国最重要的学者集团，也都积极推动道德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尽可能让道德作为规范。这非常合理，因为如果掌握了道德的解释权，而道德替代了法律、宗教，作为道德解释者，这便意味着掌握了法律的解释权。为了争取政权中最核心的位置，他们自然要更加宣扬道德。儒家学者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们塑造各种传统和道德，把戒律式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民众的基本行为规范。不仅极大地使得人们更加依赖作为最后防线的道德，也让自己取得了政权中最核心的地位。但这始终存在着一个问题，不断导致中国陷入所谓的“黄宗羲定律”——这个问题就是道德本身的模糊性。